著名京剧旦角荀慧生：一生行善，晚年凄凉

　　旧时梨园中人地位极低，若身体出现问题或年迈退休，生计便成大问题，甚至死后连安葬都成难题。“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成名后，时常资助生计艰难的艺人，还曾发起募捐购买义地的活动，由“四大名旦”携手牵头，众多艺人解囊，买下了十二亩空地，建成了“梨园公墓”。

　　九一八事变后，荀慧生曾捐款支持抗日。伪满洲国邀约京名角赴东北参与“登基大典”演出，荀慧生断然拒绝，称“绝不与汉奸为伍”，此后更是退出舞台，隐居达一年半。七七事变后，他不顾安危，亲赴卢沟桥前线，为抗日将士进行慰问演出。其间有一事广为传颂，当时一名年轻战士重伤垂危，他刚好是荀慧生的戏迷，表示自己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听荀慧生唱一段《红娘》。荀慧生赶来，抱住这位年轻战士，唱出了“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步步行来你步步爬……”后来，他又在北京连续义演七天，将全部收入捐出。

　　1966年 8月 23日，一批作家、艺术家在北京文庙遭批斗毒打，其中包括老舍、萧军、骆宾基、白云生等，荀慧生也在其中。他被释放回家时，背上全是血迹，衬衣破烂不堪，与血痂粘在一起。他还宽慰妻子，表示自己会气功，挨一顿棍棒也只是皮外伤。但他觉得老舍身体较弱，又性格刚强，怕他想不开，结果不幸而言中，老舍于次日投湖身亡。

　　1968年年底，荀慧生黯然辞世。一生行善的他，却晚景凄凉。

　　荀慧生是河北东光县(即今阜城县)人，幼时家贫。七岁时随父母流落天津，不久后被父亲卖给一个梆子戏班学戏，饱受打骂凌辱。后来又被卖给梆子戏花旦庞启发家中为“私房徒弟”，契约上还写着“若不遵守约束，打死勿论”，“学徒期间不许赎身，不准家属探望”。庞启发夫妇对徒弟一向严苛，荀慧生名为弟子，实为家奴，受尽折磨。好在他颇有天分，又勤奋刻苦，九岁时便以“白牡丹”艺名正式演出。

　　辛亥革命前夕，荀慧生曾与革命党人王钟声同台演出《革命家庭》等鼓吹革命的戏。后王钟声被捕入狱、英勇就义，年方 11岁的荀慧生也受牵连，幸以“唱戏朔口”为由获释。

　　此后的他，一度因嗓子倒仓无法演唱激越高亢的梆子戏。几个大学生戏迷居然为这个孩子组建了“白社”，共同提出让荀慧生停演养嗓，放弃梆子戏，庞启发被迫应允。“白社”还资助荀慧生，让他有机会向众多京剧名伶拜师学习。

　　荀慧生的少年坎坷并未结束。当年荀父将小荀慧生卖给庞启发时，曾有七年出科之约，按这个口头约定，荀慧生应在 1915年出师，可独立演出、成班。谁知荀父因文盲而遭庞启发瞒骗，卖身契上居然没有写明年限。七年后的庞启发便断然否认，不让荀慧生出师。好在尚小云等友人助他逃走，又有李继良等人出面调解，最终达成协议：荀慧生延缓两年出师，为庞启发继续唱戏赚钱，两年后自立门户。自立门户后的荀慧生迅速走红，后与梅兰芳、尚小云和程砚秋并列“四大名旦”。

　　与其他名伶一样，荀慧生在北京的故居也极多，仅可考的便有五处。但也跟其他名伶一样的是，随着北京的城市化大潮，他的故居大多湮灭于推土机下，还有两处的具体门牌已不可考，可确认并仍存的仅剩一处。

　　荀慧生早年曾居住于前门外的大耳胡同，但这并非是他在北京最早的住处。1910年，他随师来到北京，次年又师从路三宝和薛兰芬学习青衣、花旦，其间颠沛流离，住处早已不可考。1918年，已自立门户并渐渐走红的他加入喜群社，专注于京剧，同年与名伶吴巧福的妹妹吴春生结了婚，他们的婚房就在大耳胡同，不过具体门牌号并无记载。

　　大耳胡同如今仍在，且保护得相当不错，只是柏油马路跟两侧的青砖灰瓦似乎不太协调。这条胡同因形貌似耳外沿而得名，有弧度，也有拐弯处。

　　他还曾住过菜市口南的南半截胡同，这段经历亦缺记载，具体门牌更不可考。不过如今胡同仍在，临近谭嗣同故居，这条始于明代(当时称半截胡同，清代分为南、北半截)的胡同，曾接纳无数名人，如龚自珍、徐锡麟和鲁迅等。大名鼎鼎的绍兴会馆就靠近胡同另一头的出口处，鲁迅曾在这个会馆中居住了七年半时间，写下了《狂人日记》。

　　居住在南半截胡同时的荀慧生，年方十九岁。其间，他有近半年时间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当时，杨小楼受天蟾邀约，前去演戏，他又力邀谭小培、尚小云和荀慧生同台，演出大受好评，一再加场，达半年之久，时人称之为“三小一白”(当时荀慧生仍用艺名“白牡丹”)。

　　真正见证荀慧生人生高峰的是宣武门外的椿树上三条胡同 11号。据载，此宅“坐北朝南，共有四进院落。红漆街门与墙垛上方为精致的雕花装饰，门外置有石鼓门墩一对，下面为三层青条石台阶。入大门，南房、北房均高大宽敞，中有游廊相连，跨院西南角建有假山、凉亭，布局十分精巧。”

　　购买此宅时，荀慧生才二十岁出头。1923年，二十三岁的他收下首徒叶寿梅。1924年，喜欢作画的他拜吴昌硕为师。1925年，他与余叔岩合作《打渔杀家》。1927年，《顺天时报》举行京剧旦行“五大名新剧夺魁”评选，荀慧生凭借新戏《丹青引》，与梅兰芳的《太真外传》、程砚秋的《红拂传》、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和徐碧云的《绿珠坠楼》一起入选，世人又常剔除徐碧云，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并称四大名旦。1931年，再次评选四大名旦，又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人当选。

　　可这处极重要的故居，今已不存，甚至整条椿树上三条胡同都已不存，又甚至，以椿树为名的多条胡同均已不存。如今，这一带已经变成了“椿树园小区”，旧时位于椿树上二条胡同的林海音故居、位于椿树上三条胡同的荀慧生故居，都已不复见，让专程前来的我无奈而归。

　　荀慧生在此居住了十余年之久，直至抗战时才搬离。当时，他拒绝前往伪满洲国演出，得罪了日本人，后来住处又被汉奸强占，被迫迁居西单白庙胡同 22号。这个胡同也已消失，变作高楼大厦。据记载，荀慧生在此的住处比椿树上三条简陋得多，生活上也遭遇了久违的窘迫。直至 1957年，他才搬离这里，迁入生命中最后一个居所——宣武区山西街甲 13号，这也是他目前仅存的一处故居。

　　当时的荀慧生，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也曾担任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一度意气风发，响应号召，进行戏曲革新，对《红娘》《钗头凤》等剧本进行修改，掺入“阶级斗争”元素。

　　那时的他，想必还真有当家作主的感觉吧?可即使他改过的剧本“顺应阶级斗争潮流”，也未能在阶级斗争中免祸。“文革”初起，他便屡遭批斗，1968年年底因病黯然辞世。梨园中人当年的命运轨迹，大抵如此。

　　我所见的山西街甲 13号，清冷寂寞，周边高楼林立，胡同显得孤独。当年可不是这般景象，据说荀慧生喜欢种树，院内足足种了四五十棵果树，包括梨、柿、枣、杏、李子、山楂、苹果、海棠等。他每年都会将收获的枣子送给梅兰芳、田汉、老舍等。

　　院落极大，门口挂着“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大门上的漆、围墙上的砖，都已有脱落。

　　2012年 3月，我看到一篇新闻，标题为《12万元 /㎡ “名旦”荀慧生四合院叫价 7500万》。文中说，14位荀慧生的后人携手将位于山西街甲13号的故居委托给了北京产权交易所，寻找买家。如果以占地面积来算，是每平方米 12.5万元，以建筑面积计算，则是每平方米 19万元。当时同类地区的四合院价格大概为每平方米 10万元左右，荀慧生故居的定价如此之高，是因为院落格局大气，又有历史性等不可复制价值属性。

　　据说，荀慧生的后人之所以要出售老宅，是因为后人们都不富裕，而老宅占地大、年头久，维护费用高昂，所以便有了套现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