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鲜为人知的荣辱一生

　　中国的外交部最近很火，让各国都看到了中国在外交上面的硬气与大国风范。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轰开了中国的国门，此时的清政府从“天朝上国”的观念中苏醒过来，终于意识到了外交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1876年8月，清政府在英国伦敦设立了第一个驻外使馆，并向该国派驻了首任全权公使郭嵩焘。然而，郭嵩焘这次出使之旅自始至终承受了巨大压力和非议，遭受了诸多人为的障碍和挫折，最终使他以失败而归。

　　相较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晚清重臣，郭嵩焘的名气就小了很多。其实，郭嵩焘是湘军的创建者之一，他平生可以说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组建湘军和筹办洋务。儒家传统友道是维系湘军集团的一个重要枢纽，湘军元老曾国藩、郭嵩焘、刘蓉三人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将这一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湘军集团能够在错综复杂的近代史上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郭嵩焘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和举人，在读岳麓书院时认识了曾国藩和刘蓉，曾国藩比郭嵩焘大六岁，刘蓉大郭嵩焘两岁。这三人志同道合，爱谈圣贤，且都极其崇拜经世致用之学，三人于古文也都推崇桐城派，相同的智趣和相同的信仰，使他们异常亲密，郭嵩焘在《玉泉老人自叙》中回忆说：“初游岳麓，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会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孟容交旧好。欣然联此，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砰砰然觉理解之渐见圆通，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

　　郭嵩焘与洋务接触很长，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他在做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僚时就见识了坚船利炮的强大，他诗歌里说“万里岛夷浮水来，一星参伐傍霄明。”当时的郭嵩焘还和其他人一样把洋人不当做人，他说“三年沧海有奔鲸”，但随着眼界的扩宽，郭嵩焘被震撼了。

　　1856年，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已有了感性了解。1858年，郭在天津帮办防务，因故被降职三级，仍回南书房。之后以病为由辞职还乡。两年后应李鸿章之邀再度出山，升任两淮盐运使。1863年，升任广东巡抚，三品顶戴。在广东这个洋务繁多的省份任职，通过办理涉外事务使他加深了对西方的了解，看到了东西差距。从此积极倡导洋务运动，主张向西方学习。后来因与上司不合不得不再次归隐，赋闲8年。1875年初，清政府急需懂洋务的人才，他又被诏进京，后授福建按察使。

郭嵩焘

　　1852年(咸丰二年)，英国占领了缅甸，在此之后的近二十年间，英国人一直觊觎云南。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国人竟然公然组织了一支近200人的武装“探险队”，探测了从缅甸到云南的通路。英国驻北京使馆为了配合这次赤裸裸的侵略行动，派遣翻译马嘉理从云南进入缅甸接应。马嘉理于1875年2月带领“探险队”从缅入滇，被当地景颇族群众拦住。马嘉理开枪挑衅，当场打死一人。群众激于义愤，杀死了马嘉理。“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派遣其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施压，并且要求清廷赔偿死者家属，增开通商口岸，最关键的是还要求清政府派人赴英国赔礼道歉。威妥玛的态度十分恶劣，扬言如果不满足英国方面提出的条件就将联合俄国进攻北京。面对英国人的蛮横，清政府只好作出妥协，1876年(光绪二年)9月13日，与英国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除了答应其他条件外，还决定派遣使团赴英国赔礼道歉。并决定这次向英国所派“道歉”人员，任务完成即留下作为驻英公使。

　　但是，此时“派谁去”成了摆在清政府统治者面前的难题。因为在朝廷中，这些满腹经纶的大臣们大都不太精通洋务，不清楚驻外公使为何物，甚至认为这是去“蛮夷之国”做人质。尤其这次出使是代表国家去向洋人“道歉”，本来是一件屈辱的使命，“道歉”后还要长住下来，大臣们都唯恐躲之不及。清政府为此反复遴选，大费思索，后来李鸿章推荐了曾任过广东巡抚的湖南人郭嵩焘，说他“系正途之士，通外情，知洋务”。慈禧太后见状便立即采纳。

　　郭嵩焘得知外派出洋的消息后欣然接受，决心为国分忧的同时一展夙志。清政府将郭嵩焘的情况通报给了给威妥玛，威妥玛也表示了赞同。随后，清政府议定了使团班子，成员是：公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张德彝。随行人员有郭嵩焘的如夫人梁氏，英国人2人，武弁7人，跟役10余人。诏命择日出发，并指示郭嵩焘将所见所闻做好记录，及时寄回国内咨送总理衙门。

　　中国将向外国派常驻公使的消息传开，立即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多年挨打，屈辱不断，但当时清廷内部有不少保守派王公大臣，骨子里还在以“万方来朝”、“藩属朝贡”、“外夷臣服”的“宗藩”观念而自慰，哪有中国派使“驻外”平等外交之说?在他们看来，郭嵩焘的出使行动简直就是“大伤国体”的行为。一些顽固分子甚至认为，允许外国使节驻华已是极大的宽容，现在中国又派驻对外使节简直是奇耻大辱，“吾大清脸面何处置放”?认为出外使臣简直罪不容诛。更有无聊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两广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湖南人氏刘坤一，虽然之前一直与外国人打交道，然而他却指责郭嵩焘：“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晚清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的话，更代表了当时学界保守势力对此事的态度：“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监策，随其嘲笑，徒重辱国而已。”在李慈铭的眼里，到异国当外交官，简直就是去做人质!严重侮辱国家，实在不能容忍。

　　郭嵩焘在政界的好朋友们也纷纷为他担忧，湖南籍京官纷纷劝他辞掉使职，不要有辱湘人的名声。许多人当面或写信劝他：“此行凶多吉少，有辱名节。”有的替他惋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大有好人不应出国之意。

　　这事在郭嵩焘的老家湖南反映最激烈。湖南籍的经学大师、诗文大家王恺运，本是郭嵩焘的好友，此时也认为郭出洋是“事鬼”，愤怒地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在玉泉山集会声讨他，不仅烧毁了郭嵩焘出资修复的玉泉山上的唐代名刹上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

　　俗话说，“唾沫星子淹死人”，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舆论压力，郭嵩焘也一度产生了动摇的念头。他曾经称病求退，甚至建议清政府是否可以缓派驻外公使。但总理衙门大臣这边的洋务派大臣文祥及沈桂芬、宝鋆等，对郭嵩焘的请求坚不允辞，说有病可以给病假，但病好后还是要去。

　　在众多的声讨中，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李鸿章同时也给了郭嵩焘许多鼓励，说他“声望众著，为得人庆”，不要被议论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在自己的名誉和国家利益之间再次进行了反复权衡，最后表示：“以为时艰方剧，谁与任之?无忍坐视之理。”“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决心承受一切磨难为国出洋。

　　1876年12月2日傍晚，年近六旬的郭嵩焘一行登上了英国邮船特拉万科尔号，在朝野的唾骂声中踏上了艰难的出洋之路。作为大清国派出的第一位常驻西方国家的使节，郭公使却感受不到丝毫的荣耀。行前，英国公使的横蛮、朝廷上下的愚昧、乡里乡亲的毁谤，已经让他心力交瘁，十分寒心。对洋人而言，颟顸的古老帝国终于向“文明的西方世界”派出使节，这可是他们看清朝官员“出洋相”的大好机会。早在中英《天津条约》缔结时，伦敦《每日电讯》便嘲弄“条约中最精彩的一点”，即“英国公使将常驻北京，而有一位满清大官将驻在伦敦，也许他还会邀请英国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办的舞会呢”。

　　经过了五十多天的海上航行，郭嵩焘一行人于1877年(光绪三年)1月的下旬到达伦敦，住在别人帮助租来的波克伦伯里斯45号公寓，这里即成了中国驻英使馆。稍作消停，按着出发时皇帝的指示，他赶紧把这五十多天的日记进行了收集整理，取名《使西纪程》，立即寄回总理衙门。

　　在这本日记中，将他这五十多天的所见所闻客观的记述了下来，对每一件事情也都附上了自己的评价。日记中最宝贵的地方是，里面广泛介绍了沿途各国的民主政体，称赞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的进步，对中国内政提出效仿的建议。比如在言及英国的政治制度时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开，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他还谈到，议会和政府两者互相牵制是英国立国而不败的原因。关于英国的首相，他说：“而上、下议政院亦微分党相攻，居相位之任必议政院附和者多，乃能安其位云。”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国政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的制度，郭嵩焘推崇备至，称赞西洋政教修明，希望中国采用其治国之道。

　　可惜的是，就是这样一本倾注了郭嵩焘心血的书籍在寄回清朝后却遭到了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在当时的情况下，郭嵩焘传回的信息和观点，触动了保守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最敏感的神经，大大超出了国家政治和观念的底线。这些守旧派对这本日记展开了猛烈的口诛笔伐。他们很难容忍郭嵩焘对“蛮夷”的赞扬，和对天朝的批评。“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李鸿藻等守旧派的鼓动下，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章参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强烈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查办。说：“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

　　郭嵩焘又一次站到了风口浪尖上，虽然此时他仍然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却抵挡不住守旧派的强大攻势。李鸿章此时无法保护如此被动的郭嵩焘。在一片讨伐声中，清政府下令销毁《使西纪程》，“永禁流传”。只是因为暂无合适人选，清廷未将其立即召回。

　　然而此时让郭嵩焘更加烦恼的并不是远在天边的清廷内的群起攻击，却是近在眼前的来自身边的苦恼。

　　1877年(光绪三年)的7月，郭嵩焘与其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窝里斗”，都是缘于清政府给郭嵩焘组建使馆班子时动了心思。使馆人员的组成是洋务派和守旧派相互角力的结果。守旧派为了制约郭嵩焘，有意安排了一个十分顽固守旧、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刘锡鸿给他做副手。来到英国之后，刘锡鸿在监督郭嵩焘上确实十分尽责和卖力。他不顾身份公开在使馆工作人员中到处宣扬郭嵩焘是“汉奸”。并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接着就时时处处履行他的监督“职责”，到处挑毛病，然后记录在案，向国内打小报告。

　　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三大罪状都是十分普通的小事情。第一件事，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个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第二件事，在参加其他国家驻英使馆活动时，外国国王入场，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鼓掌，刘锡鸿认为这是大失国体之举。最后一件事，郭嵩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和其他来宾一样翻阅摆在座位前的音乐单，刘锡鸿认为这样有辱身份，应该双手下置端坐，不应翻看东西。

　　除了这些事情，连郭嵩焘待客不用茶水而用银盘盛糖酪、夫妻擅自学习外语、与外国官员不作揖而握手、使馆开茶会让夫人出面、不按中国左为上而学西方人以右为上等等，其实这些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同时也印证了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而在刘锡鸿的笔下却全都成了郭嵩焘的罪状。在刘锡鸿的这些小报告中，对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无不是上纲上线，说成是故意向英国人示好而有意“诋毁朝政”，“常有怨望之心”，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内的顽固派此时便开始响应刘锡鸿，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

　　虽然遭遇诸多不顺，郭嵩焘还是坚持忍辱负重，尽职尽责。在他此次出使期间，进了他最大的努力为清政府多少挽回过一点颜面。

　　郭嵩焘这次出使英国本来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清廷代表前往英国为“马嘉理事件”向英国政府“道歉”;二是留在英国，充任“首任公使”职责。然而，究竟是是先“道歉”还是先递交国书?这个事关国家尊严的问题摆在了郭嵩焘的面前。若先“道歉”，则有损中国形象;如先递交国书，而把“道歉”置后，因“马嘉理事件”正在气头上的英国必觉得未挽回面子而不满。后经郭的一番努力，两个仪式和并举行，化解了双方的尴尬。

　　郭嵩焘去英国之前问过英国大使，见到英国女王陛下该行何礼数，当时那个大使支支吾吾说你在朝廷上怎么行礼就怎么行礼，你看着办吧。其实大使是想要郭嵩焘行三跪九叩之理的。因为你清政府之前因为要求西方人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三叩九拜礼，还因此发生了很多的不愉快。所以，许多英国人都在等着看笑话。面对这个难题，郭嵩焘见了多位外国人询问礼数，最后以与其他外国大使见女王的礼数摘帽鞠躬行的礼数。他发明了以三鞠躬行礼，女王亦鞠躬还礼的形式，从而维护了国家尊严。

郭嵩焘参观法国世博会中国馆(法国画师绘)

　　除此之外，他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与安全，做了不少具体的工作。比如他通过照会英国外交部的形式，清除了英国商会船只堵塞国内镇江江面问题。并且成功处理了英国商船撞沉中国商船，以及英国洋行雇员枪杀厦门渔民事件，最后还迫使英方赔偿了损失。他还把有关国家安危的信息及时通报给清政府。

　　为了加强对华侨华人的领事保护，郭嵩焘最早倡议在一些国家建立领事馆。在他的争取下，中国先后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设立领事馆，保护了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的利益。郭嵩焘严格要求手下，对随行官员制订了所谓五戒：一戒使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出外游荡，五戒口交喧嚷。郭嵩焘使臣的形象得到洋人一致认可，认为是所见最有教养的东方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使团行为规范。

　　来到英国后的郭嵩焘并没有闲着，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考察英国的议会民主及自由选举制度。拜访和结识政府大臣、地方名流、学者科学家等。出席“万国刑法监牢会”，积极了解万国公法。亲自去工厂、港口、军舰、炮台、商行、银行、造币厂、电报局、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税务局、织绣院、轮船制造厂、瓷窑等进行考察。

　　郭嵩焘将这些考察心得不断地寄回到国内，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提出不仅要引进欧洲的“制器之法”，更要学习他们的制度。中国若不幡然醒悟，革故鼎新，急起直追，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郭嵩焘的这些建议全部切中了清廷的时弊和要害，可惜的是，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仍然占主流的中国社会，这些建议和信息显得惊世骇俗，也同时更加深了朝内守旧派对他的憎恶。

　　在英国这些年，郭嵩焘的许多做法是在没有先例没有参照的情况下他自己首创的，为后来中国的外交工作尤其使馆工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可悲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为了清廷的外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却被当时国内的许多人称为“汉奸”。 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很快反映到了清廷内部，国内围绕他们两个的是与非引起了洋务派与守旧派的新一轮角逐。

　　1878年(光绪四年)5月6日，刘锡鸿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告状信，全面列举了郭嵩焘在使馆的“十大罪状”。已同时兼任法国公使的郭嵩焘听闻后，二人矛盾急剧加深，几乎是水火不容，已经开始影响国家声誉。清政府不得已把解决郭、刘之争问题提上了日程。

　　以李鸿藻为首的守旧派借由此发难，要求立即将郭嵩焘调回国作出处理。洋务派李鸿章仍然极力为他辩护。6月20日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其中转述了中国驻德国留学生监督李凤苞对刘锡鸿的看法：西方国家对刘锡鸿评价不高，德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而且刘锡鸿工作姿态不好，很不负责任，经常“托病不出”。与此同时，李鸿章又写道：“惟目前筠仙(郭嵩焘)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英人尚无间言。”李鸿章故意拿德国报纸对刘“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尚无间言”来作对比，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郭嵩焘。但让李鸿章始料未及的是，反对郭嵩焘的势力非常强大，不少人不仅要求将郭嵩焘调回，还强烈要求将郭嵩焘查办治罪。

　　此时的情况对郭嵩焘已非常不利，李鸿章见状又于7月10日给总理衙门写信。说：“惟英使一席，关系綦重，名位既须相称，才望亦要兼优。筠仙(郭嵩焘)尚为英人所推许，颇难为继。”他想以“驻英国大使”一职的重要性，以及继任人选的不好选为理由，不同意调回郭嵩焘，进而更加反对将郭嵩焘治罪。同时，在信中仍借一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职任名望俱卑”，在德国“不甚见礼于当路”。如果调郭嵩焘回来，最好也将刘锡鸿调回。

　　但是，此时的李鸿章并不想跟守旧派闹得太僵，他又给总理衙门写信，亮明自己的态度。他在信中解释说：“盖深知筠仙心肠尚是忠爱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来为刘云生(刘锡鸿)所窘苦，势难并立”，所以自己才写信谈了自己的观点。至于对他们二人要怎样处理，我李鸿章服从朝廷谕旨和总理衙门裁决，只是希望总理衙门慎重处理此事。

　　总理衙门原本决定只召回郭嵩焘，而刘锡鸿仍任驻德公使。根据刘锡鸿的提议，拟另派留德学生监督李凤苞任驻德使馆参赞。李凤苞是李鸿章培植的亲信，与郭嵩焘关系融洽，一直看不惯刘锡鸿的作为。听闻要做刘锡鸿的副手，李凤苞遂觉此人难以共事，不愿从命，随后便四处找人说情拒绝。李鸿章抓住并利用了这个机会，于7月18日又给总理衙门去信。他在信中提醒总理衙门安排人选时要“各得其宜”才能“各尽其用”，不能免为其难。还说，李凤苞在德监管留学生任务已经很重，再让他干此不情愿的工作，怕两件事都无法做好。最后，李鸿章又补了一句：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其人之德器名望概可知矣”。李鸿章意图很明显，谁都不愿与刘锡鸿合作，这就让他就陷入了“独立无助”的境地。从而实现总理衙门在撤换郭嵩焘的同时也要撤换刘锡鸿的真正意图。

郭嵩焘夫人梁氏

　　李鸿章一方面坚决反对对郭嵩焘查办治罪，同时再次要求撤换刘锡鸿，说他横戾巧诈，对外影响实在不好。对李鸿章的意见，清政府给予了认真对待。经过激烈斗争，终使清廷改变初衷。8月25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将郭嵩焘、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郭嵩焘不再予查办治罪。洋务派和守旧派两大政治力量围绕郭、刘之争双方最终打了个平手。

　　1879年(光绪五年)1月，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临行前，郭嵩焘按国际外交礼仪，偕如夫人梁氏正式到英王宫向维多利亚女王辞行。带夫人的做法也是郭嵩焘有意为之。因为按清朝封建礼教对“妇道”要求，女人不许参与政事，也不能在公众场合抛头露脸，否则即是“有伤风化，不成体统”。因此后来他带夫人向英王辞行的消息传回北京，再次引起封建士大夫们一片声讨，为此又给他增加了一条罪过。

　　但是，西方人对郭嵩焘的这些做法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这是他们“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听说郭嵩焘要调走，英法官员和新闻工作者纷纷前来告别，大家表示出对这位“留下良好印象”的中国外交官依依难舍的心情。

　　经过几十天航行到达上海的郭嵩焘，本来应该按重要使节回国的常规回京述职的，但慈禧太后传来谕旨，说不必再进京述职，诏即可退休回家。5月5日，极度落寞的郭嵩焘乘船抵达故乡长沙。当时湖南正发生守旧排外风潮，郭嵩焘突然归来，犹如火上浇油，形势更为紧张。此时大骂郭嵩焘“汉奸卖国贼”、“勾通洋人”的标语揭帖已经贴满了大街小巷。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容许众多百姓在岸边对郭侮辱和唾骂，并阻止其船上岸。

　　对于家乡官民对自己的指责和怠慢，郭嵩焘蔑然视之。他说：“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还作诗言志：“傲慢疏慵不失真，尽留老态待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位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这不仅是他对自己一生经历和结局的感悟，也是他对清朝保守糜烂官场生态的无声抗议。郭嵩焘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

　　1891年(光绪十七年)7月18日，郭嵩焘带着孤愤与凄凉无奈地离开了人世。李鸿章、曾纪泽、王先谦等官员闻之，纷纷奏请朝廷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但是这些请求却遭到了慈禧太后的拒绝，竟然有人还上奏要求朝廷将郭嵩焘鞭尸，以谢国人。

　　郭嵩焘临危受命，肩负重任，为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呕心沥血。然而，却因为他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头，致使他直到死的一天，都没有被他所处的时代所认同。只能在临死前寄希望于“流传百代千龄后，定使人间有此人”，将期待押注在了后人。甚至我们在百年之后读史书都见不到对于他过多的描述，不得不说他的结局是十分悲凉的。应该说他的遭遇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清末学者王先谦先生曾这样评论过郭嵩焘：赤胆忠肝筹国是，谤满天下无损名。